在法国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如履薄冰。50 岁的塞吉 就是其中之一，他是一位单亲爸爸，独自抚养着 4 岁的儿子。他的生活正是法国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。
塞吉患有多发性硬化症，这使得他无法正常工作，每月只能依靠 1084 欧元的残疾人津贴维持生计。此外，他还能领取 116 欧元的单亲家长补贴，200 欧元的住房补贴，以及 113 欧元的能源支票。在儿子 3 岁之前，他还能领取 300 欧元的幼儿教育补助，随着孩子长大，现在只有 110 欧元了。这样算来，Serge 每月的收入为1623 欧元。
从账面上看，这样的福利似乎不错，但实际每月的支出，包括房租、水电、暖气、车费、伙食费以及孩子的各项开销等，其实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Serge 说，他在生活中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，比如，他只在社区商店购物，因为在那里 65 欧元的商品通常只需花 12 欧元。但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比如，“上个月去看牙医，本以为全部都能报销，结果被扣了 600 欧元。”他不得不向母亲借钱，每月还债 100 欧元。塞吉感慨道：“我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。如果没有社区商店、社会福利和母亲的经济支持，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。”可以预见，随着塞吉的孩子逐渐长大，他将面临更多的支出。如果生活条件没有改善，塞吉未来的日子将会更加艰难。
有人或许会问，为什么塞吉不去找工作呢？法国每逢向难民敞开大门时，不是说缺少劳工吗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对塞吉而言，找工作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。一方面，要工作就得找到人看护孩子。他曾试过把孩子送到托儿所，但情况并不理想；也找过保姆，但遇到了骗子。另一方面，即使找到了工作，他也担心因为有了工资而失去残疾人津贴；如果只做兼职，收入又不会很多，但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全职。塞吉的实际问题反映了法国税务和福利政策的复杂性。比如，两个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职业相同，但在缴税后，反而是税前工资高的人实际收入更少。有些退休老人获得返聘机会，却发现上岗的报酬比领取退休金还低。
法国有 200 万单亲家庭，其中 40.5%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涉及 300 万儿童。在近年来的多次骚乱中，60% 的暴乱者来自单亲家庭，未成年人占 30%。单亲家庭是一个法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的特殊群体。实际上，法国政府从未停止在家庭补助方面投入更多资源，并且在公共政策上给予单亲家庭特殊的照顾，希望以此提升单亲家长的责任感。
其实，双亲家庭抚养孩子同样捉襟见肘。31 岁的莎拉与 45 岁的穆斯塔法夫妇都有工作，每月总收入为 2500 欧元，抚养两个孩子，并怀揣着买房的梦想。莎拉是一名社工，每周工作 28 小时，收入为 1230 欧元，这个工资在大巴黎区处于低收入水平，勉强能够交付房租。近一年来，莎拉一直申请全职工作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穆斯塔法是一名保安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不打两份工，因此他只能签订临时合同。夫妇俩无法提供法国银行普遍要求的全职终身制工作合同，贷款买房的申请屡次遭拒。
然而，他们通过贷款买了一辆价值 13000 欧元的丰田雅力士，欠下债务 4000 欧元，每月还贷 100 欧元。后来由于生活所迫，他们不得不卖掉这辆崭新的汽车来还清债务。莎拉表示，现在只能依靠老旧的汽车代步。丈夫每天上下班 43 公里，而她每天 8 公里，这样一来，车辆保险和燃料费用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销：莎拉每月大约花费 100 欧元，穆斯塔法则超过 250 欧元。
在生活中，夫妇俩处处节约。离家前，除了冰箱和厨房电器，其他电源全部切断。从今年 10 月起，莎拉还使用应用程序，分门别类地追踪每一笔开支。电信网络优惠是莎拉通过谈判获得的。现在，她的手机套餐每月 9.95 欧元，省下的 10 欧元用来订阅网剧。她丈夫每月 10 欧元，可以使用 80GB 的 5G 流量，算是非常划算了。
莎拉的育儿观念与我们华人相似：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她的两个孩子每月的食堂费用和课后托管费在 200 至 400 欧元之间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，是因为学期和假期期间的费用不尽相同。莎拉表示，这笔钱无论如何也不能省。
幸运的是，法国社会福利体系包含众多细致入微的补贴。除了之前提到的各种补助外，莎拉每月还可以申请 29 欧元的互补健康保险。她表示，首次领到了 76 欧元的能源支票和 392.05 欧元的开学补助，这笔钱支付了女儿上小学的费用。此外，学校食堂补助可以到市政府申请，家庭福利局还提供贷款和度假补助等等。
然而，申请这些补贴并非易事，稍不留神就可能与福利失之交臂。莎拉就曾差点失去每月 48 欧元的住房补贴。按照规定，如果夫妇的收入超过 25100 欧元的上限，他们将无法获得这项补助。莎拉灵机一动，意识到如果扣除丈夫开车前往巴黎工作的交通费用，他们的收入实际上低于这个门槛。这一变通得益于她作为社工的工作经验，她经常为他人进行福利模拟计算。不得不说，生活中挣扎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相似的。生活成本高昂、就业不稳定性，以及社会阶级固化等现象是当今社会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。
莎拉属于第三代移民，已经非常融入法国社会了，但她发觉现在生活比以前更加艰难。这不仅仅是移民的敏感心理在作祟，同样的焦虑感在许多法国家庭普遍存在。